我的家,在湘西南某縣城的國企院子里。廠子早就破產了,下崗改變了父輩的命房屋二胎運,也影響了我們這一代人的生活。
  我和我的小伙伴們,雖然不乏自暴自棄、成績糟糕的,初中畢業鼎曜製冰機後就闖入社會,如今過著高不成低不就的生活,卻也有不少早當家的孩子,他們學習刻苦,不向命運屈服。
  小伙伴們的人生拐點出現在十ssd固態硬碟優缺點多年前,如今,我們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,以各自的方式向前走著,並且漸行漸遠。
  本報記化療飲食禁忌者袁樹勛邵陽報道
  我是在過年前的一HI-Q褐藻糖膠個晚上碰到小兵的。
  他從樓梯的拐角處走過來,叫我的名字,聲音不大,有些生澀。
  我轉身看到他,依舊是記憶中的樣子:頭髮粗硬,臉色乾黃,質地粗糙的衣服裹著乾瘦的身子,走姿有些機械,兩條瘦胳膊不協調地擺動著。
  十年前,他就是這副神情,與一干小伙伴在廠區里躥來蹦去。如今,周邊的一切都變了,而他,仿佛只是把身子骨“拔拉”成一個成年人的模樣,其他一切照舊。
  你很難面對從書本中走下來的又一個閏土。夜色掩飾了我的神情,也給了我倆匆匆道別的理由。
  小廠區的伙伴圈
  我是八歲那年和小兵成為朋友的。
  之前,我家住在湘西南某縣城一家香料廠里。廠子離學校遠,職工子弟上下學有車接送——這是國企給予職工的諸多福利之一。
  每天放學的時候都是一場戰鬥,職工子弟們只等老師一聲“解散”的號令,就拔腿往校門口沖。晚了,會搶不到車座位。回家的車程只有二三十分鐘,爭搶其實是個樂趣。
  有幾個廠子是挨在一起的。但一輛車再擠,子弟們也不會去蹭別的單位的車,否則會遭受一路的白眼和排擠。那時候,小孩是按廠來劃分圈子的,衝突也常在圈子與圈子間發生。香料廠的孩子和隔壁人造板廠的經常打架,與遠一些的造紙廠小孩,關係反倒好些。遠交近攻,仿佛國家政治。
  那時候,小縣城裡的人們,基本上屬於某個單位,機關、國企、醫院、銀行等等。各類活動,比如籃球賽,以單位為基本單元來組織。贏了,是單位的榮譽;輸了,也是丟單位的面子。福利按單位來發放,小孩們都知道藉此攀比:“我們單位今年過年發了幾斤蘋果、幾瓶飲料。”耳濡目染,幼小心靈里多少會植入些單位的榮譽感和存在感,圈子關係,大概源於此。
 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,國企衰敗的大幕已經拉開,香料廠進入半停工的狀態。父母托了關係,換到縣城另一頭的兩家廠里,一個是生產酒的,一個是做羽毛球的。
  家隨之搬到羽毛球廠里,我的小伙伴圈,自然也換了一個。大概花了三天時間,我就融入了新的伙伴圈。
  第一天,認識其中一兩個;第二天,由他們帶著認識別的人,大伙給我取個外號,算是入了夥;第三天,跟著大部隊在四處鬧騰。
  廠區不大,但藏著許多樂趣。家屬樓後面堆了很多膠合板,是捉迷藏的好去處。廠房一樓有台砂輪,用來打磨工具的,終日火花四濺。如果管機器的人“開恩”了,可以在砂輪上打磨鐵片,製作飛刀。
  實在無聊了,抓著廠區的大鐵門“盪鞦韆”,也能玩上半天。每當這個時候,廠里的門衛兼保管員夏老頭就會出來呵斥。這個脾氣暴躁的老頭是我們最討厭的人,因為他會阻止我們一切帶有破壞性的游戲,比如做飛刀,比如把廠區各個角落翻得亂七八糟的捉迷藏。
  那時的教育方式
  羽毛球廠沒有接送班車,我們得走路上下學。
  廠子離學校有四十多分鐘路程。平常還好,遇上大雨天就有些麻煩,得坐一種叫“慢慢游”的三輪出租車。
  車價是一塊,但在已經感受到下崗氣息的國企職工們眼裡,這也屬於能省就省的範疇。我爸認為我是小孩,可以只付一半的價錢,每次都只給我五毛錢車資。
  絕大多數時候,我都會因此被司機呵斥。我自小尊嚴感強,久而久之,一碰上下大雨的早晨,就提心吊膽。
  我的小伙伴們,有的甚至連這5毛錢都沒有。大雨天,遲到便成常事。
  印象中,那所小學的老師,大多都熱衷體罰。他們對待遲到的學生,輕則到教室外面罰站、打手板,重則揪著耳朵在臉上寫“遲到大王”,然後通知家長來領人。
  小兵和“張四爺”成績不好,得了不少類似待遇。
  小兵的父親是個身材高大、腿有殘疾的男人,他騎著載重單車把兒子領回家後,通常會再暴打一頓。源於以上種種,他的兒子自小對學校毫無好感。
  “張四爺”也屬於“死讀不進書”的那類孩子。大人們把這歸咎於他的多動症。他的母親一度也如此認為,曾帶著他去醫院問診過,但醫生也瞧不出個所以然。他失望的母親轉而徹底信奉“棍棒底下出好人”,激烈的打罵聲時常從他家中傳出。
  小伙伴們的拐點
  父母們曾生活的小縣城,建於雪峰山餘脈的一條河谷間,是湖南省乃至全國最小的縣城之一。受限於偏僻的地理位置,它的二三產業幾乎是屈指可數。
  這也意味著,下崗之後,文化素質本來不高的他們,很難再找到好的就業機會。
  大概是在1998年前後,縣城裡最後的幾家國企也相繼破產。下崗職工們開始在巴掌大的縣城裡茫然地尋找經濟來源。
  他們操持起可能從來沒想過的生計。有點家底和能耐的,開個小店,打打零工;沒本事的,編竹筐,販小菜。我的父親轉而做生意,他不斷從外地帶回來許多灰色的傳聞:某地某廠,有的家裡炒菜只用肥肉抹下鍋子;有的貧病交加,乾脆從樓頂縱身一跳,一了百了……
  記憶中,那是家裡最困難的時候,以至於我至今都能想起那時母親臉上的愁雲。窘迫感侵入了我的生活,好幾年裡,我都不願意對同學談起父母的工作單位。
  很多年後,我和一個同樣是下崗職工子弟的朋友聊天。他承認,如今性格中自卑、悲觀的成分,大概是從那時候形成的。
  我讀初一時,聽到幾個老師聊天。他們說國企下崗職工子弟易走極端:要麼是窮人的孩子懂事早、十分刻苦;要麼是自暴自棄,成績糟糕。
  羽毛球廠職工子弟中,大部分更像後者。
  小兵的學業終止於初中三年級。那時縣裡的初中大調整,他的父親帶著他去指定的班級報到,班主任是他的“老熟人”,以成績太差為由,堅決不予錄取。他的父親大鬧了一個下午後,最終還是把兒子領回了家。
  另一個叫娟子的小伙伴,命運更讓人唏噓。
  她的母親重度聾啞,父親是個老實巴交的半文盲,雙雙下崗後,靠編竹籃為生。娟子讀到初中,日益叛逆,常常數日不歸屋。父母無法管教,只得聽之任之。
  一個夏天,她和三個同學去那條被挖沙船弄得千瘡百孔的河裡游泳,一個也沒回來。
  我的小伙伴中,同樣也不乏前者。
  比如夏老頭的孫子,父親有精神病,母親改嫁,學費、生活費靠親戚接濟。他長我幾歲,成績不錯,但還是抱著早日自立的念頭,選擇了一所中師學校。那時候,中師畢業還包分配。
  “張四爺”的學習一如既往的糟糕。他要強的母親和小學老師出身的父親,堅持讓他繼續讀高中。
  那一年,我也升入高中。在學校寄宿,只在周末回家。一群小伙伴,踏上各自人生拐點,漸行漸遠。
  是什麼導致了不同
  以前我經常揍“張四爺”,幫他還擊的是長他三歲的哥哥。今年春節回家,我碰到了這個曾讓我吃了不少苦頭的大塊頭。他披著黑色風衣,一臉精神地在小店門口和我寒暄。
  一旁曬太陽的老鄰居們,說他在外面混得不錯。他笑了笑沒接茬,同為城市裡的漂泊者,我能理解這一笑中飽含的複雜信息。
  幾天后,父親開車去老家探親,順道捎上了鄰居一家子。
  兩家的父輩先感嘆了這代人的坎坷,“先是趕上‘文革’,書沒讀到,又碰上計劃生育,孩子只能生一個,後來又下崗了,沒了工作。”
  他們說,最造孽的是夏老頭,兒女遠在邵陽市,也都下了崗,接濟不上他,老頭死的時候喪事很簡陋。我最後一次見夏老頭是前年,他在大年二十九敲我家門,說頭一夜被老鼠咬了腳趾,來借兩百塊錢醫葯費。
  兩家人又談到廠里的小孩們。鄰居家的女人說,小兵初中輟學後,在家賦閑兩年外出打工,總之過得不大好;“張四爺”大專畢業後沒找到工作,現在開網店,都是兩個孩子的爹了,也整天貓在家裡不出門;還有幾個小伙伴,如今都不知道在乾什麼。
  到底是什麼導致了命運的不同?是性格、教育,還是特定的環境?“廠里的小孩攤上這樣的家庭環境,讀書沒幾個讀出來,讀出來的,也沒幾個會為人處世,社會上混不開。”鄰居家的女人說。
  她接著數落她好賭的男人,“把小孩的學費都輸光了。”語氣又一轉,“我現在也不賺錢,天天在家伺候女兒,就是賣房子,也要把小孩培養出來。現在說讀書沒用,但是不讀書乾什麼?跟我們這代人一樣?”
  她的男人尷尬地笑了笑,沒說話。讀高三的女兒撅了撅嘴,似乎對母親的語氣有些不滿。
  (原標題:小伙伴長大了,是什麼導致了不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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